转载：https://mp.weixin.qq.com/s/Oz1-AbesGpdk5B6KWMiZ9g?
从狩猎农耕到城市拼搏，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要工作？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近年来，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加班文化愈演愈烈，工作不仅与追求财富挂钩，还被赋予了各种伦理意义，而当疲惫和焦虑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打工人也开始反思。
对于开头的问题，经济学家们给出的答案是：资源稀缺性是人类工作的驱动力，只有通过不断制造、生产和交换稀缺资源，人类才能弥合无限欲望和有限资源之间的鸿沟。
这种说法看似符合逻辑，但人类的欲望真的是无穷无尽吗？
在《工作的意义》一书中，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绘制了一幅宏大的工作简史，从人类学、进化生物学、物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种角度观察工作变革和人类进化，揭示了人类是如何从低欲望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并提醒人们：虽然工作在今天的人类生活中占据着神圣地位，但在人类历史上95%的时间里，工作并没有这么重要。与透支生命的过劳致富相比，塑造一个低欲望、可持续的未来，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更有意义。
原始社会：按需共享
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过上了工作时长远少于现在、但是足够充裕且闲暇的生活。
有充分的历史记录表明，在温带和热带气候生活下的小型狩猎采集社会几乎都对储存食物不感兴趣，当某种野生水果或蔬菜到了成熟季节时，他们采集的水果或蔬菜数量从来不会超过单日所需，并对此感到非常满足，即使任由短期内不需要的蔬菜或瓜果腐烂在藤蔓上。
对此，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认为，在许多原始部落中，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驱动力并非资源稀缺，狩猎采集者们只注重满足迫切的物质需求，没有过多的欲望，从而拥有大把的空闲时间，过着“不富足却丰裕”的生活。火和其他工具的使用，也为他们提供了多余的能量，使之有更多的时间彼此陪伴和管理社交关系。
狩猎采集者们之所以很容易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自然环境仍旧会慷慨地赐予自己食物。这也说明，古典经济学中的无限欲望并不构成我们人类永恒的斗争之源。
而人类学家詹姆斯·伍德伯恩（James Woodburn）发现，原始人类对待工作的态度，不仅取决于他们对自然环境慷慨程度的信心，还取决于确保粮食等资源得到平均分配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即实行“按需共享”的分配依据。
在人类社会中，勤劳与懒惰之间的冲突具有普遍性，但在“按需共享”的狩猎采集社会中，这种冲突被置于一种相对不重要的地位，懒惰被当作“可以容忍的盗窃”，人们都没理由为了比别人积累更多物质财富而浪费精力。
与非洲人和其他在热带、亚热带潮湿地区觅食的人相比，那些定居在寒冷气候地带的人面临更加明显的季节变化，为了适应环境，欧洲、亚洲的狩猎采集者偶尔会储存食物，通过收集更多的燃料、制作保暖衣物和鞋子、建造足够坚固的住所来应对季节变化。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同的心态去应对资源稀缺的问题，这种态度重塑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虽然定居在寒冷的亚洲大草原上的人要比非洲的狩猎采集者做更多的工作来维持生命，但他们依然对季节性变化的自然环境抱有很大的信心，相信未来大自然一定会继续慷慨地赐予自己足够的食物。
农业社会：劳动创造
伍德伯恩将原始部落的“按需共享”分配方式归属于“即时回报型”经济形态，即劳动就是为了获取当下的回报；而在农业和工业社会的“延迟回报型”经济形态中，劳动往往是为了获取未来的回报，这是朱霍安西部落和班布蒂人等小型狩猎采集社会与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的区别。
在气候发生了显著的、相对突然的变化之后，一方面导致了一些常见的物种消失，粮食短缺推动一些族群走上了粮食生产道路；另一方面也催生了丰富的植物物种，使一些特殊的植物得以形成足够高的产量。气候变暖为纳图夫人提供了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波林间冰期”，使他们过上了一种能够持续满足适度欲望的、丰裕的农业社会生活。
进入农业社会后，尽管农耕生产力越来越高，但人口数量也越来越多，需要从环境中获取越来越多的能量，导致能量变得更加稀缺，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人们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人类更努力地工作，加上采用新技术、新技能和新作物品种，以及开垦了新的土地，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
农业经过几个世纪的渐进式发展，生产力大幅提高，但大多数人如此努力工作却仍然生活在贫困中。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是几何式或指数式的而粮食产量增长却是算术式的，人口往往会迅速增长到仅仅依靠农业难以为继的规模，甚至吞噬农业增产的成果。马尔萨斯指出了农业社会人类必须努力工作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不受控制的原始欲望导致人口爆发，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农民都非常清楚，他们工作有多努力，一年下来的收成就有多好。
对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来说，经济问题和资源稀缺性往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唯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更加努力地工作，开拓新的领域。早期的农民必须比狩猎采集者更加努力地工作，而且他们从所有这些额外的辛苦劳动中获得的回报往往是微乎其微的。
因此，如果把少数养尊处优的精英人口的遗骸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那么不难发现，从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农业文明到工业革命的墓地，都在讲述着同一个经久不衰的故事，即重复性的艰苦劳动造成了营养不足、贫血、间歇性饥荒以及骨头变形，有时还会造成一系列令人震惊、可怕甚至致命的伤害。
狩猎采集者几乎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当下或不久的未来。但要生产粮食却不同，因为你必须同时兼顾过去、现在和未来。农民在土地上投入劳动力，换来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看到自己与环境之间存在一种交易关系。狩猎采集者在自己的劳作中则没有看到如此明显的交易，因为狩猎采集者认为自然环境无条件地与自己共享食物，而自己反过来又无条件地与他人共享。
农业社会，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个人都要工作。“努力工作，创造价值”的观念被灌输给几乎所有地方的孩子，人们希望以此向他们灌输良好的职业道德。但事实上，今天，即便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工作时间和金钱回报之间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反而是钱能生钱，资本的回报比远超过劳动所得。
现代社会：城市化和高欲望
在最初拥抱农业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大城市和城镇，这些地方的大多数人无须集中精力获取自己生存所需的能源，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
在粮食足够高产的地方，城市和城镇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工业革命之前，即便在古罗马这种最先进、最具生产力的农业文明中，80%的人仍然生活在农村辛苦劳作，剩下20%的人却是一种全新工作方式的先驱。城市从周围农田获取的能量越多，城市规模变得越大，城市居民也就变得越忙碌。
人们忙碌的根源是对资源稀缺性的焦虑，因而勤奋工作，变得越来越忙碌。只要人们聚居在城市，一种不同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的稀缺性就会塑造他们的欲望。这种稀缺性会激发渴望、嫉妒和欲望，这不是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绝对稀缺性”，而是攀比之中产生的“相对稀缺性”。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相对稀缺性”是长时间工作、攀登社会阶梯和攀比的内在驱动力。
工业化创造的巨大新财富起初主要流向了处于经济顶层和中层的人，进一步加剧了受限于不同阶级的社会不平等。但到了19世纪50年代，其中的一部分财富开始以提高工资和改善住房的形式惠及工厂里的工人。从19世纪中期开始，大多数工人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物质生活质量出现了明显上升的趋势，他们第一次有些闲钱可以购买奢侈品。这意味着许多人开始将工作视为一种购买更多商品的手段，甚至主动延长工作时间，来满足更高的消费需求。这样一来，生产和消费的循环就实现了闭环。
在《富裕社会》一书中，加尔布雷斯发现战后美国人似乎欲壑难填，往往忍不住购买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他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的物质欲望其实也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就像工厂可以制造产品去满足人的需求一样。他认为大多数人的基本经济需求已经很容易得到满足，于是，生产者和广告商不得不串通在一起，营造出新的需求，以保持生产和消费的轮子不断滚动。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高的经济体中，许多人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几乎已经消失，人们对于未来的焦虑加剧了政治极化现象，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痛苦。在东亚地区，过度工作引发致命后果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现代社会把对财富的追求与责任、忠诚、荣誉等方面的伦理融合在了一起，这种融合或许是一些东亚城市出现过劳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很多人从事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他们却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了满足感，或者至少享受到了这份工作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陪伴感和结构感，使自己的生活不至于独孤、凌乱。
到了今天，人们每周工作时间仍然普遍维持在40小时左右，许多雇员不得不忍受路途长且成本高的通勤，因为他们被市中心的房价所迫，不得不住在远离工作场所的地方。与此同时，如同跟随小麦等作物进入新大陆和新生态系统的杂草一样，“欲壑难填之病”找到了新的家园，极好地适应了从照片墙到脸书的一系列数字生态系统，并不断扩散。
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必将取代大批劳动力，强制性地让人们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从而为我们反思人与工作的关系创造了一个机会。人类不应该盲从于经济学家关于资源稀缺性的假设，不应该在付出更多工作却换来更少回报的怪圈中愈陷愈深，不应该永无止境地为了生产和积累物质财富而激烈竞争，而应该跳出对经济增长的执念，认识到在95%以上的智人历史中，工作都不曾是人类关注的重心。
自动化技术的到来使我们再次处于历史上的一个变革时期，将改变人与工作的关系，但人们要做的不是期待回到原始社会，而应以“富足的原始社会祖先”为借鉴，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工具的意义。
